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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曾“以夷制夷” 终酿安史之乱(图)

  日本知名的蒙古古代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所著的《忽必烈的挑战》去年6月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后,受到国内读者的热情欢迎,也引发了相当的争议。《忽必烈的挑战》一书的中心观点是,蒙古帝国在中国历史、亚洲和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被低估了。杉山正明认为,蒙古帝国是一个推崇重商主义和贸易,重视技术发明、创新及其应用,包容各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以能力至上的帝国。

 

  这样的描绘,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的英国和现代的美国。杉山正明指出,蒙古帝国在亚欧大陆上建立起的空前辽阔的统治体系,之所以迅速招致瓦解,而没有最终成为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国家,是因为这个帝国管理模式较为落后(而非统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尚不足以让帝国建立起打通亚欧的产业链,因而统治只能单纯的依赖军事霸权。因此,元代中期以后,当蒙古帝国的欧亚各处领地几乎同时迎来长达数十年的严重自然灾难,维系帝国统治的秩序只能走向崩塌。

  限于篇幅,《忽必烈的挑战》一书所谈论较少的,是蒙古帝国为什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崛起,并沿着后人(杉山正明视角)看来具有超前性的正确道路,朝着海陆并重的全球化帝国方向发展。他的另一本著作《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则清晰的阐释了上述疑问。

  该书被收入“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这套丛书共计10本,均由日本知名的中国史学家撰写,丛书定位为历史大家写给大众阅读的作品,因而不仅保持了严谨考据和分析面貌,还带有较强的通俗性。如题所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应当涵盖从唐末到明初,雄踞中国北方或一统全国的几个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但杉山正明却在全书的相当部分用在了唐代历史,解析作为世界帝国的突厥和唐王朝,在积累全球化帝国经验方面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

  突厥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较长时间里,占据是蒙古高原,是盛极一时的草原霸主,也经常性地威胁着中国中原王朝的统治安全。突厥的霸权,以及控制下的商贸通道,一直延伸到中亚及以西。而突厥作为一个游牧王国(帝国),本身也是由多个游牧部族组成。在突厥之后的回鹘、契丹等草原霸主,都具有多民族混居的特点。草原帝国对峙的中原王朝(帝国),在唐代,军人阶层和平民当中也涵盖了汉族及诸多游牧民族,还有不少混血儿,许多知名将领,比如安禄山、李光弼、哥舒翰等,都是汉族之外的“胡族”人士。

  安禄山本人是出身栗特系和突厥系的混血儿,后世史书上流传的他出生时的“神迹”,在后来也以不同版本,出现在契丹、女真、蒙古诸个帝国的奠基人的历史记载中,带有中亚伊朗地区宗教文化特色。唐王朝大量雇佣安禄山这样的胡汉混血儿、“杂胡”、纯粹的外族人为军官,并招募外族士兵,“以夷制夷”,终于酿成安史之乱。杉山正明表示,对安史之乱那段历史的回顾,应当摒除对胡族、外族的文化歧视,要看到这是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多民族、全球化帝国,“胡族”“反叛者”试图效仿先前的五胡十六国,挑战唐王朝作为中原王朝政治正统的地位。

  平息安史之乱后,在被灭亡之前的100多年中,唐王朝基本已经丧失了对各藩镇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开创了向回鹘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贡,以获得其军事保护的先例。彼时的吐蕃也崛起为区域性的多民族帝国,势力触角伸向了中亚。内忧外患之下,唐王朝起用了沙陀突厥部,后者被赐姓“李”,卷入到中原王朝的更替混战之中。

  书中就指出,耶律阿保机及其智囊致力于打造的,是一个融合农业国家和游牧国家专长的农牧军政混合帝国,“既发挥匈奴帝国以来游牧国家的长处优势,又补足并克服其短处和弱势;在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能动性的同时,又提供安定性和持续性”。由此创造出的契丹帝国(辽帝国),就比纯粹的农业国家或游牧国家高出一个层次。契丹帝国(辽帝国)开国时间远早于北宋,在融合中国中原王朝等王朝、国家统治经验方面,更是曾长期领先于宋朝——杉山正明认为,契丹帝国在历史上的评价很低,是相当不公允的。

  杉山正明指出,等到蒙古帝国崛起时,它已经可以吸取契丹、西夏、金、西辽、塞尔柱等先行国家的经验和知识。换言之,蒙古帝国的西征以及对南宋的讨伐,已经不适合用莽打莽撞加运气的理由来解释,而是在多个游牧民族政权建立起的跨区域、多种族帝国先行探索基础上,构建出的更趋成熟的政治军事扩张模式下驱动的行动。这种行动在蒙古帝国迎来忽必烈统治时期,迎来了高潮,进入了杉山正明所说的“新国家建设事业”的阶段,跨地域和平相处和跨国大交流得以短暂实现,中华帝国史和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史在此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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